青丝上阵 皓首功成

上起先秦，下讫清末，涵盖上古、中古和近代时期的汉字字音，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8位学者青丝上阵，功成皓首，历22年寒暑铸成鸿篇巨制。

近日，大型汉语工具书《古音汇纂》面世，全书共引书140余种，收录字目13000多个，收录注条40余万条，规模达1300多万字，形成系统而完备的历代汉字音读资料汇编。该书对于汉语言文字研究特别是语音方面的研究，以及文献注释和辞书编纂等，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“做这样的课题，一定要耐得住寂寞。”手捧厚厚的《古音汇纂》，该书主编、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宗福邦说：“语言在演变过程中，读音往往变化最大，这是一部此前没有过的工具书，只能‘摸着石头过河’，我们当初也没有想到这一做就是22年。”长期伏案工作，宗福邦教授落下严重的颈椎病，尽管行动、说话都没有以前利索，但他每天都没有闲着，也闲不下来。

那些消失的古音

同样的字，在现代文和古文里，读音却完全不同。比如，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“先破关入咸阳者王之”，同一篇古文中的两句话，同样的“王”字，前者是名词，读wáng(意思是国王、大王)，后者则是动词，读wàng(当王、封为王)，而在现代汉语里，“王”只有一种读音wáng。

古汉语有四个声调，即平声、上声、去声和入声。但入声在元代时已消失，而混入平、上、去声中的入声字，我们却是要好好分辨，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唐宋人的作品，尤其是唐诗宋词。入声短促，一发即收。如南宋名将岳飞的《满江红》、北宋大文豪苏轼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皆用入声字作韵，以抒发强烈的情感。同时，今天吴语、闽语、粤语、客家语等南方方言，入声仍然存在。

语言文字学是开启传统文化典籍宝库的钥匙。历代学者为了诠释典籍、传承文化，对汉字形音义的研究从未间断，逐步形成了研究字形的文字学，研究语音的音韵学和研究语义的训诂学，三者既有区别又密切难分，构成了传统的语言文字学，旧称小学。章太炎说：“研究小学，目的在于明声音训诂之沿革以通古今语言之转变也。”

为了梳理汉字几千年来的读音变化，1998年，《古音汇纂》编纂工作启动，宗福邦和陈世铙、于亭、熊桂芬、邓福禄、骆瑞鹤、李广宽、汪波等8位学者开始一段漫长而又艰难的科研之路。

首部古今字音汇编工具书

筚路蓝缕、以启山林，把两三千年来汉字字音资料汇为一编的大型汉语工具书，在我国还没有先例。22个春秋，日复一日在深埋故纸堆里的文字资料中探寻。《古音汇纂》终于出版了，此书收录上起先秦，下迄清末，涵盖上古、中古和近代时期的音释材料，并提供其音读语境及相关字义训释，形成系统而完备的历代汉字音读资料汇编。既有韵书、字书中的直音和反切，也有古籍注释和音义著作中的字音资料，还有散见于典籍中的谐声、声训、比况注音等说解字音的材料，同时古籍中的异体、通假、同源以及与音读相关的异文材料也一并收入。

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物不同，他们在流传中，历经历代国学大师的理解、整理，有的经过数度解释，肯定而否定，否定而再次肯定，文化底蕴异常丰厚。现代人和后代人要了解自己的民族，洞察自己的历史，不能不阅读这些典籍。

《古音汇纂》正文按《康熙字典》214个部首编排，字目的音读材料分别按上古音、中古音、近代音三个时段排列，并简明扼要地列出引文，揭示音读的语境和相关的字义训释。全书共引书140余种，收录字目13000多个（含异体字），收录注项40余万条，规模达1300多万字。对于汉语语言文字研究特别是语音方面的研究，以及文献注释和辞书编纂等，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好书要反复打磨锤炼

重大的文化工程，没有十余载往往是看不到最终成果的。而一直以来的职称评聘，多以个人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为标尺。

“评职称慢半拍、提工资慢半拍。”这22年，清贫和寂寞是这8位学者工作生活的常态。

从1975年起，宗福邦参与编撰《汉语大字典》，1985年至今，先后主持《故训汇纂》《中华大典·音韵分典》《古音汇纂》等编纂工作，40余年都扎在故纸堆里。53岁才评上教授，61岁增列为博导。让他深感愧疚的是，一些并肩战斗的同事却没这么幸运，有人没评上博导，有人直到退休也只是副教授。

8位学者默默耕耘22年，所受资助不过40余万，却留下足以传世的巨著。宗福邦说：“好书是反复打磨锤炼出来的，很幸运有这样一批同心协力，同甘共苦，毫无怨言的朋友，几十年不求名利一起做同一件事；很幸运我们在武汉大学这样一个学术环境一流的高校，历任领导一直都非常支持我们的研究。”

据了解，《古音汇纂》改变了传统辞书编纂的工作方式，率先在国内开展大型语文工具书计算机数据库建设和辅助编纂探索。项目组经过不断探索，边学边干，最终建成了包含百万余条数据记录的古代音切数据计算机数据库，总字量达四千万字。改变了过去只能靠专业人员手工制卡分卡，编排数据，以及誊写出稿的辞书编纂方式，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和准确性。

从意气风发的青年人到华发满头的老者，宗福邦教授为祖国的语言文化事业倾尽一生。他说：“做学问要锲而不舍、宁静致远。作为一名新中国培育成长的学者，我怀有一种使命感，丝毫不敢懈怠，力求为社会做点实事。”

对话

记者：为什么编纂过程中，上百万条语音资料必须引自原书，不能转引第二手资料？

宗福邦：在编纂《故训汇纂》时，对此我们内部也有过争论，有人认为，如果转引《经籍籑诂》数以百万计的二手资料，而不一一引用原书，可以省下近3年的时间。经讨论后，大家认为《经籍籑诂》虽是传世精品，但讹误不少。为了省时间而不引原书必将贻误读者。因此坚持引用原书，加强校核工作，是我们的原则，也是学术发展的需要。现在有些人不认真，看到别人引用的第二手资料就直接抄，这是不好的学风。

记者：《古音汇纂》称得上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的开创性工作，无所依托，无所借鉴，在22年里的编纂中，最困难的是哪个部分？

宗福邦：这部书的编撰没有参照物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。当初以为14年左右就可以完成，没估计到会遇到这么多的困难。比方说，收录的古籍往往标注不全，以唐代陆德明的《经典释文》为例，此书是唐代以前经籍音读、训诂集大成之作，我们从中收集了8万多条音读资料，但这些资料往往只有字目、音切和出处，如诗经中的《关雎》“雎”字条目就只标出：“雎，七胥切”，而没有标出音切出现的语境。我们需要一一对照原书，标出其出现的语言环境和意义。8万多条资料需要一一对照原书，补足资料，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。又比如，《古音汇纂》所收的列目书，有很大一部分是坊间刻本或影印的手写本，既未经校勘，更缺乏研究，文字讹舛甚多，给编纂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。为了避免贻误读者，在编写过程中，若资料疑有讹误，又无前贤之校本可参校者，就只能由编者利用已知语料，多方参证，慎重认定之后，再作校改，并用校改号加以注明。这样读者仍可知原书之旧，也可以对校改之正误作出判断。毫无疑问这同样是劳心劳力的工作，不亲历其境，个中艰辛难以体会。

5年前，初稿出来，篇幅接近2000万字，但出版协议是1300万字。为此，我们又花了五年时间反复推敲，忍痛割爱删除了近700万字。

22年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的艰难编撰过程，让我深深体会到，《古音汇纂》的成功，靠的是一支同心协力、甘苦共尝、默默耕耘、无怨无悔、团结和谐的团队。我为自己是这支团队的成员深感幸福。

记者：22年，8位功底很深、学有所成的专家坚守其中，为之付出在当今社会就个人来说难以补偿的代价，在您看来，这样的付出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呢？

宗福邦：音韵学是冷门学问，话音一发即逝，古代语音早已无影无踪。不过，历代典籍却为我们保存了一份极其丰厚的汉字音读资料遗产。我们八人以22年时间充分利用这份文化遗产编撰成《古音汇纂》，此书是一部上起先秦，下迄清代，源流并重，音义互见的汉字音注资料汇编，它填补了此类汉语工具书之空白。这一工作，对于推动汉语史特别是音史、音理、音证的前沿研究，推动汉语词汇、语法研究、汉字学研究和汉语辞书的编纂，有积极的作用，对于承传中华古典学术和典籍文化，也有积极的意义。（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文俊 通讯员 吴江龙）